董明珠公开纳税：呼吁高收入多承担税责

董明珠公开了自己的纳税情况，并就个人所得税制度提出了调整建议，引发社会对税收公平的广泛讨论。她表示自己年薪税前为500万元，按工资薪金的超额累进税率缴税，扣除各类法定减除和专项扣除、社保后，全年已缴个人所得税超过200万元，实际税负接近40%，并承受了最高45%的边际税率。她一方面主张提高普通工薪阶层的个税起征点，减轻中低收入家庭的生活压力；另一方面建议适度提高超高收入群体的税率，加强财富再分配，兼顾民生保障与收入调节。

当前我国个税起征点长期维持在较低水平，面对住房、教育、养老等成本攀升，许多中等收入家庭承受房贷、育儿、赡养等多重负担，有限的可支配收入被挤压，影响消费能力。经济界普遍认为，适当上调起征点能更直接惠及工薪阶层，释放消费潜力，推动经济复苏。

另一个突出问题是劳动性收入与资本性收入之间的税负差异。工资薪金所得纳税制度透明、合规，最高适用45%的超额累进税率；但资本性收入如股息、股票变现长期适用20%的比例税率，且对长期持股的优惠使得资本收益税负显著低于劳动收入。由此出现一些高净值人士通过低报工资、依赖股权增值和分红来降低税负，甚至通过离岸信托、跨境资产安排和变更居留等方式规避纳税，导致税负分配不公。 球友会

针对这些薄弱环节，2026年7月财政部与国家税务总局出台了离岸信托税收征管新规，明确离岸信托在设立、存续与清算各阶段的计税规则，对跨境资产隐匿收益按统一20%税率进行征管，并收紧税收居民身份认定，堵住长期存在的监管空白。这些措施有助于压缩资本端避税空间，实现跨境资产监管全覆盖。

税制改革逐步推进，有望纠正劳动与资本税负的结构性错位。董明珠以公开、足额纳税并呼吁高收入群体承担更多社会责任的做法，不仅是一种个人示范，也凸显了社会对税收公平和合理分配的期待。只有让劳动受到尊重、让资本承担应有责任、让高收入者与其社会地位相匹配的税负一起承担，税收的调节功能才能发挥作用，夯实社会公平的基础，激发整体经济活力。